不久前，《南方周末》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野生大豆申请专利的事件，一时间舆论大哗。紧接着，该报又发表了题为《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？》的后续报道。
我对此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。不过，我把它看作一个法律、科学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有趣事件。在中国加入关贸协定的今天，它给我们的启示是：我们不仅要接受一套崭新的商业规则，而且还要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。我们既需要权利意识的觉醒，又需要义务观念的确立。
但是，当我读到《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？》这样的标题时，心里却十分不舒服。刺激我的是“保卫战”这个词语。它太重了——一次狡猾的抢注专利事件，还远远达不到要我们以“保卫战”来应对的严重程度。这是一种弱者的＂过度反应＂。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战争术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被泛滥地使用着。虽然早就结束了战争状态，二十多年来我们享受着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代，但我们的心态并没有完全调整过来。在我们的电视、广播和报刊中，与战争相关的、或将战争泛化的语言比比皆是。播音员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诸如“文化战线”、“教育战线”、“新闻战线”一类的词语，领导干部会慷慨激昂地高声宣布“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”、“来一次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”。我们把政治学习、“严打”、申奥、环保统统当作“战争”来看待。我们很少使用“和平”、“爱”、“温柔”这样一些字眼，即便使用，也显得羞羞答答。但是，在使用战争或者与战争有关的字眼时，人们却显得理直气壮。
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邪恶显然缺乏必要的体认。在我们那些有关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，战争通常呈现出一种“凯歌高奏＂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，战争遵循着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准则，正义一方必然获得胜利，邪恶一方必然走向失败。因此，战争是一场盛大的狂欢，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。于是，我们把战争“生活化”了。我们不自觉地、轻率地使用着无数与战争有关的语汇。一个专利保护和基因研究的事件，居然也被冠以“保卫战＂的名称。在孩子们的作文中，也频频地使用着这些字眼。而在我看来，战争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古人说，“兵”是一个国家的“不祥之物”。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“千里无鸡鸣，白骨露于野”，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，毁灭千百万家庭的幸福，正如有一位西方诗人所说：“每一颗子弹，击碎的都是母亲的心房。”
我希望，我们以后都谨慎地使用那些与战争有关的术语；我希望，我们更多地接近和平、爱和同情这样一些观念——尤其应当教育孩子们这样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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