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禹三重身份均须得到文化内涵上的弘传
第一，大禹———是载之史册的实有的历史人物，是一位创立华夏的先圣先贤祖先，并是华夏民族凝聚“万邦”、走向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。
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发现不但以文字证实了殷商时代的历史存在，而且证明了夏朝的实际存在。夏朝的创业始祖是大禹，其子夏启是大禹的继存者。夏朝保留了大量有关大禹治水、创业的史料，经殷周传颂不衰。这些史料是引起孔子、孟子、司马迁等人对大禹作出确定无疑之历史认可的依据。当然也是《尚书》中“夏书”，尤其是《禹贡》篇撰写的依据。《尚书•禹贡》一篇不存在今文尚书、古文尚书的争辩，即《禹贡》无论在今文《尚书》、还是古文《尚书》中都是基本篇章。其内容又得到今日发现的考古器物春秋早期青铜器隋公盨上99字长篇铭文的印证。《禹贡》和《隋公盨铭文》都系统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历程与成果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不仅在《五帝本纪》、《夏本纪》中集中记载了大禹史事，而且在撰写先秦诸侯名士之“世家”“列传”及“书”“表”中亦多次疏理大禹史事。
第二，大禹是神力天成的神话传说人物。历史人物大禹成为集当时古今神奇智慧力量于一身的“箭垛式”英雄典型，自然升华成为神话人物。于是，在神话传说、民间口传中，产生了有关大禹神话式降生、成长、婚娶、生子、治水等等“超凡”的故事。这种有关大禹的神话与传说，不仅在夏商周时代不断产生、口传、被文字记写，而且直到今天，新的“传说加工”仍在父老话语中产生。对有关大禹的神话故事，按规矩，是不能用史实眼光去“纠正”、去“否定”的。史事与神话，类别不同，性质也不同，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大禹神话为今日创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“创意”空间。孔子时代，即已有“禹致群神于会稽山”的神话流传。
第三，宗教祖神、先圣人物大禹———大禹是道教祖神。道教基本经典是《道德经》、《太平经》。这些经典的哲理核心都来源于大禹治水的经验与教训。《道德经》中之“道经”，主要讲“上善若水，柔胜于刚”的宇宙法则，教义宗旨为“道法自然”———大禹治水，成功之道即在于“取法水性之自然”。水宜疏导，不宜堵塞。堵塞水势者必败，如大禹之父鲧之堵水而水患更甚。大禹则顺势疏导而治水，必能成功。面对洪水，“禹掘地而经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”，故孟子称“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，禹以四海为壑”。大禹治水，所遵行之因势利导、顺水之性的“水道”即成为《道德经》中“道经”之根本原理。其“德经”则是从治水成功后，万物各安所居之平安恩德中总结之教言。《太平经》以“太平”为经名，亦法源于大禹治水而天下太平之景象。“太平”者，大平也。正规道教宫观中必供奉大禹与老子神位。更有“禹步”，成为道士踏罡布斗之法步。相传，大禹治水，风餐露宿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历久病足偏枯，不良于行，这就是“禹步”之形的由来。
如果从宗教就是提供着完整的信仰体系论，儒家学说与礼仪已具有宗教的份量。只是“儒教”是一套无神论的信仰体系，重在俗世教化，崇拜的是先圣、先贤、先师。儒家礼乐教化鼻祖是大禹。正是大禹首次提出了“五音听治”政纲。《淮南子》载:“禹之时，以五音听治。悬钟、鼓、磬、铎，置鞀，以待四方之士。为号曰:教寡人以道者击鼓;谕寡人以义者击钟;告寡人以事者振铎;语寡人以忧者击磬;有狱颂者摇鞀。当此之时，一馈而十起，一沐而三捉髮，以劳天下之民。此而不能达善、效、忠者，则不足也。”瑏瑡周朝之“周公礼乐”即来源于大禹之政。孔子所创儒学仁爱教化又源自大禹、周公。是故，蜀学大师谢无量说“儒学在蜀”，“道学在蜀”。大禹，生于蜀乡之人也。其所创之学，故当为蜀学对道、儒二教之贡献。大禹“五音听治”之教，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，仍然被选入朝政教科书《御批通鑑辑览》之中，用以教育皇帝与皇室诸王。
大禹为道教祖神、儒教先圣的身份是理应弘传的又一种文化内涵。在弘传大禹文化中，三种性质的文化内涵理当并重。
英文翻译对照，仅供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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